《阮玲玉》—何罪可畏？不過是人言可畏

■ 默片時期的藝術巔峰

阮玲玉（1910-1935），生於上海，2010年被CNN評選為「史上25位最偉大的亞洲演員」之一，代表著中國默片時代表演藝術的最高水平。出身貧寒的她，6歲喪父，之後隨著母親在張家幫傭，16歲時出道，9年間演出電影近30部，卻在25歲芳華正盛時隕落。

默片，也就是「無聲電影」，在沒有任何收音、配音的輔助下，影中人喜怒哀樂的表達，全憑演員的眼神、臉部表情和肢體動作，只有偶爾穿插其中的間幕展示主要對話。阮玲玉能在默片時代中取得如此高的地位，她的刻苦和藝術天份，毋庸置疑。

■ 生命中的三個男人

在搜尋欄中鍵入阮玲玉的名字，後面必定伴隨著三個男人：張達民、唐季珊、蔡楚生。

張達民是阮母幫傭張家的公子，和阮玲玉要說是青梅竹馬也不為過，可富家公子與傭人女兒間看似動人、突破階級的愛情故事，終究沒有迎來美好的結局。張達民爛賭、花天酒地、積欠高利貸，一身紈褲子弟的習性，在張家破產後，張達民開始伸手向阮玲玉索要金錢，在和阮玲玉簽署分居協議後，仍一紙訴狀將她和唐季珊告上法院，導致她被萬夫所指，甚至在阮玲玉死後繼續消費她。

有「茶葉大王」之稱的富商唐季珊是阮玲玉第二個男人，在廣東有個原配妻子，卻以不斷追求女星為樂，阮玲玉將他視為港灣，而她只是他獵豔名單中的一員。在面對與張達民的訴訟時，唐季珊不曾給過阮玲玉支持與安慰，只厭惡她帶來麻煩，害他失了面子。唐季珊給了阮玲玉的那兩巴掌，打破阮玲玉的幻想，原來真如張織雲（唐季珊前女友）所說，她也只是獵物罷了。

與張達民和唐季珊不同，導演蔡楚生和阮玲玉沒有具體交往，只有那若有似無的情愫縈繞在他們之間。蔡楚生邀請阮玲玉飾演《新女性》裡的主角韋明，那是一部描寫女星艾霞（1912-1934）生平的電影，蔡楚生在其中暗諷艾霞的自殺和記者報導有關，引起記者公會的不滿，並將阮玲玉視為箭靶，大力抨擊阮玲玉的私生活，將她和張達民、唐季珊的三角關係浮上檯面，讓她赤身面對輿論。當阮玲玉鼓起勇氣請求蔡楚生帶她離開時，蔡楚生退縮了：「走了還是要回來」。

這三個男人交織出阮玲玉的一生，也將她一步一步推向死亡。

■ 我算不算是個好人？

拍完《新女性》後沒多久，阮玲玉自殺了。

蔡楚生在向阮玲玉說明《新女性》主角時表示：「殺她的不是一兩個人，而是整個社會」。其實，阮玲玉的死又何嘗不是？艾霞的經歷，跟阮玲玉何其相似。

阮玲玉充其量不過是個普通的職業婦女，只是恰巧職業是演員，她對事業有野心，兢兢業業專注在自己的工作，同時像一般女性一樣，憧憬著愛情和依賴，這樣一個女性，卻因為張達民的無恥和逼迫，因為唐季珊的花心冷漠和暴力相向，因為輿論撲天蓋地的攻擊，因為名譽遭受破壞，心力交瘁，選擇在1935年3月8日婦女節當天半夜吞服安眠藥自殺，結束她璀璨但傷痕累累的一生。

在網路發達的今日，訊息傳播更為快速，阮玲玉故去迄今已有80多年，輿論暴力的情形只增不減，漫天的訊息甚至更難辨真偽，當吾人躲在媒體和網路後面發表各種言論時，想想阮玲玉吧！

阮玲玉葬禮(圖片來源：維基共享)

黑白集∣李師科案–促成《刑事訴訟法》第27條修法

(聯合報報導資料頁面，取自https://reurl.cc/ze0e6V)

■ 案件背景

李師科的退役軍人：1927年生，山東人，參與過抗戰、戡亂、剿共等戰役，後來跟著國民政府播遷來台，因病申請退役後以開計程車為生。

1980年，李師科持土製手槍，在台北市某處槍殺警員李勝源，導致李勝源死亡後，再搶走李勝源身上的點三八左輪手槍。

2年時間，李師科對預謀的搶案進行調查及規劃，1982/04/14，戴著假髮、鴨舌帽及口罩，持槍闖進台灣土地銀行古亭分行，搶走新台幣531萬餘元後逃逸，並造成一名銀行行員受傷。

這是台灣首起的銀行搶案，媒體大肆報導，民眾對治安的不信任度遽增，為了迅速平息恐慌，警方高層下令限期破案，並開出高達200萬元的高額懸賞獎金。

在高度的破案壓力下，警方捉錯人了，也發生了難以彌補的傷害。

王迎先，同樣是退役軍人、山東人，同樣駕駛計程車為生，計程車顏色與李師科一樣都是紅色的，外型、口音也與李師科相似。

王迎先被女兒的男朋友檢舉後，遭到員警逮捕，被急於破案的員警詹俊榮、謝文昌、洪福川、陳奕煌、周桐明施以非法拘禁、刑求、逼供，王迎先不堪痛苦，承認犯罪。1982/05/07日凌晨，員警押解王迎先至秀朗橋尋找證物時，王迎先趁隙跳下秀朗橋，墜入新店溪，以死明志。（另有一種說法是王迎先遭警方刑求過度，生命垂危，為掩飾刑求情節而遭警方加工自殺，真相為何尚難釐清）。

諷刺的是，在王迎先自殺後的幾個小時內，警方接獲祕密情報後，在李師科位於台北市和平西路的住宅，逮捕真兇李師科。

承辦檢察官依《戒嚴法》將李師科移送軍法審判，1982/05/17軍事法庭開庭審理，1982/05/21李師科經軍事庭判處死刑，1982/05/26於新店安坑刑場執行槍決，從案發到死刑執行不過一個多月。

■ 促成《刑事訴訟法》第27條修法

王迎先作為搶案的犯罪嫌疑人，遭員警問訊時，依照當時法律規定沒有辦法由律師陪同，因為當時《刑事訴訟法》第27條第1項規定：「被告於起訴後，得隨時選任辯護人」，警察問訊還不到起訴階段，王迎先當時的身份也還不是被告。

各界紛紛質疑，如果有律師陪同，冤案還會發生嗎？不管如何，在王迎先死後2個多月，立法機構修正了《刑事訴訟法》第27條第1項：「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。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，亦同」，俗稱「王迎先條款」，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在偵審過程中可以隨時選任律師，陪同偵訊，以求降低刑求、誘導訊問或其他不正方式取供的情形，是刑事訴訟法的一大修正。

■ 後續影響

民眾進入各金融機構時應脫下安全帽及口罩。
引起模仿效應，如不久後的高雄彌陀鄉郵局搶案。
專家學者開始關注探討榮民的心理、處境和安置問題。

■ 參考資料

「李師科案」條目，維基百科。

重大歷史懸疑案件調查辦公室（2018/10/08），「【李師科搶案】蒙面怪客持槍搶銀行，計程車司機蒙冤身亡（上）」。取自https://ohsir.tw/3000/。

重大歷史懸疑案件調查辦公室（2018/10/09），【李師科搶案】退伍老兵成銀行搶匪，槍決決不了社會問題（下）」。取自https://ohsir.tw/3012/。

中時新聞網（2020/04/16），「李師科38年前戴口罩驚天動地開槍幹下台灣首宗銀行搶案」。取自https://www.chinatimes.com/realtimenews/20200416004576-260402?chdtv。

中時新聞網（2020/04/16），「李師科搶銀行王迎先成了冤死鬼警逼供認罪顏面盡失」。取自https://www.chinatimes.com/realtimenews/20200416005460-260402?chdtv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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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法律︱女性夜間工作行不行？

(該圖片mickey970在Pixabay上發布)

n 現行法令規定

《勞動基準法》第49條第1項規定：「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工作。但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。二、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，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」。依此規定，原則禁止女性勞工於晚間10時至凌晨6時工作，於符合但書規定時例外放行，無須另行申請主管機關同意。

然而，《勞動基準法》第49條第1項經大法官認定有違反《憲法》第7條保障性別平等的意旨，已於2021/08/20以釋字第807號解釋宣告違憲，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。

n 強制女性夜間工作？取消原本提供的安全衛生設施？

大法官做出釋字第807號解釋後，雖《勞動基準法》尚未修法，但因第49條第1項遭宣告失效，女性勞工已經可以於晚間10時至凌晨6時工作，不需要另外經過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。

應特別注意的是，大法官只有宣告《勞動基準法》第49條第1項違憲，同條第2項至第5項並不當然併隨失效，在法規未臻明確前，建議雇主仍應遵守同條第2項至第5項規定，避免一時觸法而遭勞動機關處罰。

退萬步言，縱使認為《勞動基準法》第49條第2項至第5項併隨同條第1項失效，雇主身為事業經營負責人及僱用勞工之人，仍有《職業安全衛生法》及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等相關法令的適用，不可不慎。

基於上述爭議，建議勞動主管機關儘速推動修法，以為避免法規適用上的疑慮。

企業法律︱監看或側錄員工電腦是否合法？

(該圖片由Tumisu在Pixabay上發布)

n 前言

由於Covid-19疫情在全球爆發，為考量防疫目的，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讓員工在家上班（WFH）。為了監督員工是否有認真工作，或許有部份企業主開始考量在員工電腦安裝側錄軟體，監看員工的email、通訊、上網情形，這種監看或側錄的行為是否合法？

n 可能觸犯的法律

員工不會因為進入工作場所而喪失隱私權，再者，許多公司並未配給員工單獨使用的公務手機、公務通訊帳號，致使員工常倚賴自己私人電話或通訊軟體對外聯繫，公、私領域並沒有明顯界線。然而，側錄軟體多是全面性、概括性的側錄，無法篩選內容，企業主應該可以預見在員工電腦安裝側錄軟體，可能會有側錄到與公務無關的員工私人領域隱私可能。依我國法律，有觸犯下列法條之虞：

《刑法》第315條之1：

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、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言論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。

二、無故以錄音、照相、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言論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。

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》第24條第1項：

違法監察他人通訊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依立法意旨及實務見解，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》規範的犯罪行為主體包含一般民眾，且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》為《刑法》的特別法，應優先適用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》。

n 監看或側錄員工電腦是否一律不合法？

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》第29條：

監察他人之通訊，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罰：

一、依法律規定而為者。

二、電信事業或郵政機關（構）人員基於提供公共電信或郵政服務之目的，而依有關法令執行者。

三、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，而非出於不法目的者。

如此，是否在員工任職時要求員工簽署同意書即可規避刑責？依實務見解，監看或側錄員工電腦並非一律不合法，但須在保障員工合理隱私期待、符合比例原則、經員工事先同意、基於保護營業祕密等種種要件下，才可以實施；況且，員工為了保住工作，在企業要求下不得已而簽下的「同意書」，是否就是企業主的護身符？尚有待討論。

《與絕望奮鬥》本村洋的3300個日子–被污名化的量刑基礎

■ 書籍介紹與故事背景

請參考「《與絕望奮鬥》本村洋的3300個日子–我國死刑規範與爭議」一文。

(圖片取自博客來)

■ 困難的量刑

量刑，是每個法官在面對刑事案件時，最艱難的決定。

在「光市母女殺害事件」一案中，摒除福田及辯護團所提出的：轉生手段、繫蝴蝶結在脖子上、抽屜是時光…等種種讓人匪夷所思、嗤之以鼻的辯詞，遺屬木村洋對於一、二審的判決中法官判處無期徒刑的理由之一：「可明顯看出被告心理層面仍未成熟，尚在發展階段」、「母親自殺等複雜的家庭環境因素，有可能會對被告的性格與行動傾向造成影響」、「然至今未見被告做出其他任何顯著的不正舉動，可知不良敗壞之習性尚未深植於被告內心。被告人格雖有偏頗，然仍處於身心均未健全之狀態，尚有可塑性而言。故此，本法庭判斷被告仍有經由教育矯正之可能性」（節錄自《與絕望奮鬥–本村洋的3300個日子》一書），感到萬分疑惑及不解。

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書中，針對刑罰有無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，做出以下的說明：「……。國家所施加之刑罰須與行為人之罪責相當，刑罰不得超過罪責。基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（本院釋字第602號、第630號、第662號、第669號及第679號解釋參照），立法機關衡量其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、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，綜合斟酌各項情狀，以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，應與該犯罪行為所生之危害、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，始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。……」。

為了符合憲法並遵守大法官解釋文的要求，我國《刑法》制定有各種加重、減輕事由的規定，譬如：自首、一定年齡之人犯罪、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欠缺或減低辨識能力、正當防衛、緊急避難、防果行為、結合犯…等等。

其中最受爭議的，不外乎是《刑法》第57條：

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科刑輕重之標準：

一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。

二、犯罪時所受之刺激。

三、犯罪之手段。

四、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。

五、犯罪行為人之品行。

六、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。

七、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。

八、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。

九、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。

十、犯罪後之態度。

■ 被污名化的量刑基礎

量刑基礎絕對是有必要存在的，因為不會有任何兩個案件會一模一樣、完全相同，每個案件都有每個案件的特殊性，用同樣的刑度判處不同的犯行態樣，本就是極不公平的事情。

《刑法》第57條是一條相當抽象、沒有具體客觀標準的規定，適用上仰賴法官的經驗和判斷，也因此飽受批評。然而，是否就真的像媒體及民眾批評的那麼不堪？

媒體為了吸引讀者目光，常常做出斷章取義、扭曲判決原意的報導，導致民眾對司法的不信任度越來越加深。以幾年前曾引起軒然大波的案件為例：

(擷取自ETtoday報導頁面)

從報導標題來看，很容易讓人誤解為法官以被告當過風紀股長為由，讓被告逃過死刑，當時引起廣泛討論：那當過班長、衛生股長、模範生…等等，是不是也都可以減刑？

讓我們重新讀一遍判決。

法官在判決之中，仍是嚴厲批評被告的惡性，但是在綜合考量被告沒有前科、不是仇視社會的反社會人格、始終坦承犯行、有和解意願、不是預謀或無差別殺人等種種因素，最後判處被告無期徒刑；而媒體報導中所謂的「擔任過風紀股長」，只是法官在評斷被告是不是反社會人格的旁徵之一。

法官對被告判處無期徒刑，褫奪公權終身；依照我國的刑罰制度，無期徒刑之上，就是死刑。

我雖然對於廢除死刑持保留意見，但死刑的判處難道不應該謹慎再謹慎嗎？這個被告真的有達到「應與社會永久隔離必要」的程度嗎？這個案件真的需要判處到「死刑」嗎？如果是，那麼像法官說的預謀、無差別殺人，又該如何判處，才能讓罪刑相當？過度使用重刑，只會產生反效果。

(擷取自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4年度侵重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)

有人說，法官是以「人」的身份在執行「神」的工作，仙人打鼓都有時錯了，更何況是身為凡人的法官？刑事訴訟，設計了合議、三級三審、再審、刑事補償等等制度，就是在給予被告救濟的機會，保留修正錯誤的空間。

然而，媒體這種聳動、斷章取義的報導方式，除了賺到點閱率之外，只是在撕裂民眾對司法的信任，也漠視了司法人員的辛勞。

■ 司法院改革措施

除了媒體亂象以外，我國量刑基礎確實是個需要檢討改進的制度。為了降低量刑偏差，盡量減少各法官背景、生活經驗不同導致量刑不一致的情形，司法院從2010年「白玫瑰運動」（源於高雄女童性侵案）開啟了一連串的量刑改革，陸續制定、頒布了以下項目，更籌組了「刑事案件量刑委員會研議委員會」：

這些都是公開的系統和資訊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點進去操作看看。

改革並非一蹴可及，司法院願意正視這個問題並積極做出改善，絕對值得稱許，也希望改革不是流於口號，未來能有一套真正能落實的量刑制度。

■ 參考資料

  門田隆將著/許金玉譯（2010/04初版），《與絕望奮鬥–木村洋的3300個日子》，新雨出版社。
「光市母女殺害事件」條目，維基百科。
  ETtoday新聞雲（2019/04/02），「宅男勒學妹「污辱屍體」焚屍免死！判決文提到他當過風紀股長」。取自https://www.ettoday.net/news/20190402/1413346.htm?fbclid=IwAR1p4mgClXKrQys_NuUTA5W-yVrDQgwhG58VBOuKUFuux_oSIk-aaEjo7nM。
  司法院（2018/12/21），司法院「量刑趨勢建議系統」開放民眾使用新聞稿。取自http://jirs.judicial.gov.tw/GNNWS/NNWSS002.asp?id=397622。
  司法院（2020/01/07），「刑事案件量刑委員會研議委員會」新聞稿。取自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1887-146463-f6c8f-1.html。
  廖素琪（2019），司法院量刑改革措施之探討-從酒駕公共危險罪量刑標準之實證研究出發，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。
  盧于聖（2021），重構刑法第57條的量刑架構-從量刑目的與行為人圖像出發，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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